保皇为了变法，变法为了救亡。通过对西方国家的实地考察，保皇派对民族危机的加重有了更深刻了解，因而把保皇与救亡联为一体。康有为谈到保皇目的时指出：“诚以年来土地日割，政权、利权日失，铁路、矿务皆与洋人，我中国商民将绝生命，此商民等日夜扣心而望皇上安健复政者也。”(《康有为与保皇会》页29)把“戮力以救皇上，变法以存中国”作为保皇派的中心任务。他们进而注意到“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时代，”资本帝国主义“自托拉斯风行，而小制造、小公司亦无以自立矣”，“自今以往五洲物产之精英，将为最少数至大资本家所吸集”(《饮冰室合集》第四册)的垄断趋势。在避免瓜分、保国保种的基础上，从近代民族主义的角度探讨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有感于“尔来环球九万里，一砂一木皆有主，旗鼓相匹强权强，”(《新民丛报》第1期)梁启超提出了“自由、平等、权利、独立、进取”的严肃主题。康有为也认为：“欲以度我全世界同胞，而永救其疾苦者，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大同书》页253)在这里，他们把资产阶级人权说和民族观有机结合，赋予保皇救国以新的时代特征。

　　在保皇派的政纲中，保皇与抗西太后密切相关。他们把这场斗争看作两种*势力和政权结构的冲突、锋芒直指西太后把持的守旧政权。“康梁所言者，救皇上也，保中国也，人民宜有自主之权也，不受伪朝之压，经以鬻民卖国也。”(《康有为与保皇会》页72)诚然，从本质上讲，西太后，光绪帝都是封建主义专制政权的代表和象征，但就*倾向而言，西太后所代表的是顽固坚持封建正统、极端守旧的*势力，这批人容不得对封建政权作一丁点改革，力图使中国回复到闭关锁国的封建时代。光绪帝在*观点上与维新派也有较大距离，但他思想的另一面，也有同情、支持变法的倾向，一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维新派相吻合。他在甲午战后不愿做“亡国皇帝”的愤慨之情，以及与守旧派截然不同的对西方文化知识的认可态度，使他成为康梁心目中的维新偶像。他们把光绪帝复位与维新事业复兴紧密联系，与建立理想的君主立宪政体结合，强调“上若独复位，而无新党辅佐之，中国亦不能维新。……若皇上独复位，而不授新党权以佐之，则亦无益。”(《康有为与保皇会》页35)他们一再坚持光绪帝复位，布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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