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权变法基础上把武装斗争提到议事日程，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也是由维新派到保皇派*上不断成熟的反映。在变法与守旧的斗争趋于白热化之际，康有为认为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出兵颐和园，捕杀荣禄和西太后，能够挽危局于千钧一刻。他们看到事已紧迫，“非去太后不可”，(丛刊本《戊戌变法》四、页231)因而策划袁世凯兵变，与会党首领毕永华取得联系。尽管日后康有为对其密谋竭力否认，指责“逆臣袁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康有为与保皇会》页48)主要是保护自己的形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策划宫廷政变，不失为积极主动的措施。在斗争方法上的勇敢探索，表明维新派已着眼于用武装斗争保卫和推进变法事业。

　　康梁流亡海外后，公开打出武装勤王的旗号，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康有为认为是举大事、义兵勤王的极好机会，动作更加急迫。他多次写信敦促采取行动，并策划、组织了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在保皇会的早期活动中，把武装勤王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这是难能可贵的。戊戌政变表明，利用皇帝权力自上而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和平方式已经终结。然而，清王朝的腐败并不因为守旧派对维新派的胜利而有所好转。*的倒退、思想文化的钳制、对外的妥协投降，无不展示封建王朝的末日，国内的秘密结社和会党的活动、群众性自发的反清斗争，兴中会领导的两次武装起义、把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引向深入。保皇派投身武装斗争，势必在客观上造成与之遥相呼应的局面，壮大了资产阶级阵营，可谓殊途同归。诚然，康有为坚持的是武装勤王，君主立宪，反对以武力推翻清王朝。但与此同时，梁启超却看得更深更远。1902年他在给乃师信中坦诚道出心迹：“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者。弟子听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吾党归用之，而决不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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