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牵涉到皇帝，不论多么燃眉之急，都要深思熟虑，谋定后动。起码报告的文字与情节就颇费思量。既要讲清“谋逆”之举，又要不能稍有牵连光绪帝，因为这是牵涉宗庙社稷的绝大事情。决不会如论者所说“火烧眉毛”，就不“先筹商善后”，而慌忙地“向慈禧紧急报告”。（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这是稍有常识的政客们所不为的。 袁世凯《戊戌日记》说，他与荣禄“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当非虚言。
就事态而论，袁已输诚效忠，维新党人的密谋就成了一厢情愿的白日梦。荣禄有惊无险，胜券在握，而非所谓“火烧眉毛”之急。震惊之余，才需要谋划慎重告变之事，也不必要慌不暇择地“向慈禧紧急报告”。
其次，就当时的交通和通讯以及制度等客观条件而论，告密的消息，也碍难在当晚转递到西太后那里。告变的途径有火车说和电报说两种。
火车报京说。第一件事是备折。荣接受袁的告密，决定报告慈禧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备折上陈。据说无论荣、袁，均无此文字功力，自需喊来亲信幕僚拟稿。稿成交荣审定，然后再恭楷按格式誊正。这一系列过程，到夜半能完成，速度已经是超常的了。
报告送给何人？当然是直报西太后最妥当。但是，诚如史家邓之诚所指出：“太后前唯亲王可以递牌请起。近人记荣禄诣颐和园告变，盖不知故事”。（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也就是说，按清朝的制度规定， 荣禄及其亲信都没有叩宫的资格与可能。只能送到庆王奕ｋｕāｎｇ＠①处，才能转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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