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拂衣便行。庆王急拉之回，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遂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该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罢”。太后既训政，一日召见崇伊，谓之曰：“你是于国家有功之人”。崇伊叩头谢恩。然亦终不大用。此与董元醇事极相类。（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
夏孙桐的手稿本《史馀纪闻》也有一则关于杨崇伊以“首功自居”到处招摇的详细记述：
杨崇伊，……首具密疏，请太后训政除奸，由庆王密为面递，遂再行垂帘之举。以首功自居，时有封章，辄召对面陈，事多报可，以此招摇，多行不法，中外侧目。自被劾后，太后避嫌，不复召见，所奏皆不行。徐相（引者按：即徐桐）为其乡试座主，素亦刮目，自是屏之不见。崇伊大恚，上书徐相，谓太后之训政，由其奏请。康梁不除，太后不安，此次出于愚忠，不为众议所谅，身名败裂，仍望师门怜而援手。徐相得书，意稍解，隐为斡旋。庚子正月，简援陕西汉中府知府。谢恩得召见，面诉冤屈。”（注：夏孙桐：《史馀纪闻》（稿本）。）
奕ｋｕāｎｇ＠①以及杨崇伊的密折对政变的发动有特殊作用，这是论者们经常说的老话题，但都语焉不详。上述蔡信、张说和夏纪三篇文字，勾画了事情的前后大概。杨崇伊敢以首功自居，并恃此肆意撒泼；西太后直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充分而有力地证明：西太后允准杨崇伊密折，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官，即是政变的正式开始。而奕ｋｕāｎｇ＠①则是政变具体运作的直接指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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