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山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的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注：《戊戌变法》（三）第441页。） 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喧，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个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督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注：《太阳出没时刻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1821—2020年二百年历表》，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5页。）袁谓“诣院谒荣相”时，“日已落”，当符实际。 论者断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见到荣禄并告密完毕，是不可能的。

袁见到荣禄后，也不至于立即失态的跪地告密。在他告密之时，必须站定两个立足点：第一，他首先要把自己从这件滔天大罪中洗出来。第二，他不能让荣禄误以为他是告皇上，因为这也是另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是详详细细报告来龙去脉。袁在日记中指名道出叶祖ｇｕī＠④和达佑文两人在场，就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也说明他向荣禄的告密决非三言两语说完的。而且只能是在无任何人在座的情况下说完要害。袁日记谓在二鼓后始得间，也近乎真实。

这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荣禄要立即报告西太后，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否一定要在当晚（即使略早于二更的某个时刻）便匆匆忙忙赶着报告呢？以当时的事态来说，未必。

首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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