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图自立。惟大臣皆垂老守旧，不解外事”(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他们“常言波为贵族之国，万不可使百姓明白，只可使其慕富贵，即不敢悖君上，如是，则君位乃可保全”(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一味推行愚民政策。在他们看来，“今波国之法，固甚善矣，立国已久，何必听莠言乱政，多事更张，”(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
顽固派的历史罪恶就在于深闭固拒，仇视改革，反对一切新鲜事物，“一言变法，若不共载天之仇”(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他们对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极尽排斥打击之能事，对“稍有忠心热血，或通外国情势，或晓解新法，讲求至熟，条理秩然者，大臣皆压抑之。诬为异端乱为，或更诬以欲为民主不道之语，播传于国，务陷之罪，以钳众口”(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从而扼杀了民族的生机。
康有为还进而分析了顽固大臣之所以拼命反对变革的原因。首先是不学无术，愚昧无知，昏昏然“不知变法为何物，因虑变法多流弊，且无把握”(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其次是贪图个人荣华富贵，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于是，“尤恶言变法，”担心“变法之后，非有才则不用。彼自知无才，虑波王变法即见弃也”(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因此，他们宁肯亡国，也不变法。声言“虽受制于俄，亦不失为国；若变法论才，则我辈之国先亡矣！彼不知才可学而能，国既亡不可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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