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此时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与三十年前日本明治维新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全不相同。帝国主义在华*、军事、经济势力，已经大到开始实施瓜分中国的地步。封建经济制度根深蒂固。军事工业，大部分民用资本主义工业掌握在买办资产阶级、它的*代表洋务派手里。在这种情形下，维新变法，只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热热闹闹，空空洞洞。载□在这场斗争中，即使取得胜利，掌握实权，并且全部采纳改良派的主张，到头来，也不过是改变上层建筑的某些形式，即改变政体，而不能触动政权的反动实质。政体与国体，即政权的形式与它的阶级实质，往往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毫不相干。历史上许多事实证明是如此，并且载□的个人主张、见解，也是跟着时间、环境变化的。例如翁同□长期最为他所亲信、倚赖，他由此得与康有为等改良派接近，翁因此被那拉氏罢逐。但后来情形全变了。戊戌变法以后六年，翁同□死。据说奕□出面，请赐予恤典。“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主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61页。)，这等于由他自己把甲午战争、维新运动的案给全部翻掉了。百日维新中已经做的，和可能做的，都说明维新变法不被推翻，载□也不过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这是他的阶级地位、环境条件决定的。载□的行动表明他有爱国心，但是不表明他的爱国心不受其阶级地位、环境条件的严格限制。

　　载□推行的政策中，很多是洋务派的主张，又有改良派的主张，反映了他所受的压力沉重，处境困难。一方面，那拉氏为首的洋务派、顽固派和各种守旧势力坚决拒绝变革；又一方面，中国瓜分危机、各地接连掀起的群众反抗斗争，要求必须进行改革，前一个方面的压力，使他面临被废黜，从皇位上栽下来的现实危险。后一个方面的压力，使他成为亡国之君，如康有为在《波兰分灭记》里所说的“国亡身辱，妻子不保，备古今寡有之酷毒”的可能。宫廷的环境条件，决定载□生来是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现实的社会危机，宫廷内部权力斗争，又促使他扮演赞成改革现制度的角色。梁启超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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