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载□在变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是矛盾的。这个矛盾地位，来源于清政权的反动性质和维新运动进步性质的矛盾、对立。载□一面是清政权虽没有实权、但是正式的代表者，一面又是维新运动一定限度的支持者，没有他的参与，就没有百日维新。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洋务派与封建地主阶级，力求保持现有利益和权力分配的状况，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改良派，要求打破现状，使自己分享一部分*、经济权利。因此，在百日维新中，载□发布的一系列命令，既有表现洋务派、顽固派的利益和要求的，也有采纳改良派的建议和要求的。它们同时罗列在一起，但是各自的倾向明显。

　　对于百日维新中，载□执行了什么政策，或他有没有什么政策的问题，当时人有些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的研究。论述这个问题，其中一些看法，很需要加以剖明。

　　一个是康有为、改良派人士的看法。改良派、首先是康有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政策、建议基本没有实现。但其所以不能实现，问题不在于载□，而在于守旧大官僚们的反对。载□是赞成的，不过他没有权、无可奈何。前面引的康有为自编《年谱》里，就是这样说的。

　　照改良派这个观点，载□只要有了权，清政府就会变成一个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政府，载□也会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维新皇帝。他们一直是这样希望的。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在那拉氏发动政变后假惺惺地说，“维新党在各个部门中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直到举世都为之震惊，认为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来，就是日本的维新速度也瞠乎其后”。“年青的光绪皇帝……集合一些年青的改革家在自己身边，并且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命令。这些命令，像我们在前面所指出，没有一个不切实用，换句话说，都是具有实行的可能性的，如果能彻底实行，无疑地将为中国带来真实的利益” (《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16、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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