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圣德记》，称载□为“英断绝代”的圣主，以为尧舜之君不过此，那当然是保皇主义的宣传。载□在那拉氏的*威管制下，长期受到压仰，恐惧战栗，奉命唯谨，不敢稍有反抗。但其智力水平也不属刘禅、晋惠帝一类。他敢于向那拉氏要求事权；对某些大臣表示：我向不拘细节，“你们嫌我讲西法，我将要改变西法，汝等其奈我何！”；翁同□记载，对于变法，“圣意坚定”；礼部堂官六人，一次被全部撤职。这一些，表明他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和胆量。就因为这样，百日维新中，他采取何项政策的选择余地不多，也不是全然不能表现自己的意志。洋务派的许多主张他采纳了，改良派的主张，有的“下部议”驳回了，有的下明诏宣布执行，正是表现了他的选择、他的*态度和倾向。其中有些问题，改良派没有划清与洋务派的界线，载□更不可能对它们加以区别。这也是使洋务派的主张在那纷纷洋洋的上谕中占着优势的原因。
再一个，是庞大的官僚集团里面，一批冷眼旁观维新运动的人们的看法。这批人为数不少。他们表面置身于事变以外，事实上是大官僚、反动势力的支持者。他们根本不理会载□与改良派行动的目标、政策，只从宫廷矛盾斗争去看待事变。一个吹捧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拯乱之良药”、接近洋务派的官僚叶昌炽，在他的《缘督庐日记钞》里面，记载变法和失败的见闻以后归结说：“康梁之案，新旧相争，旗汉相争，英俄相争，实则母子相争，追溯履霜之渐，则又出于嫡庶相争。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岂不信哉！”(《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34页。)顽固反对变法的胡思敬评述说：光绪“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为母子夫妇不和时代”。“自古国家之败，多起于伦理；家齐而后国治，不诚信哉”。 (《国闻备乘》卷一。)在这些官僚看来，事变全部是一场宫廷纠葛，嫡庶矛盾，夫妻不和，母子相争。载□对维新运动的态度，变法与反变法斗争，从而也是母子不和、嫡庶相争所决定的。这些人目的只在做官、升官，两只眼睛必须紧紧盯住宫廷和上层权势的消长，认清行情。不然的话，就有可能断送一辈子的前程。在他们的眼睛里，宫廷矛盾、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位置完全是颠倒的。什么亡国亡种，什么救亡图存，全不在他们注意之中。
宫廷内部纠纷、家族间的权位争夺和斗争，情形很不一样。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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