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宫廷政变、废立事件，只涉及极少数人的利害。它们虽然也流血*和记录在史册上，总是很快就被人忘记了。此类事例多不胜数。载□与那拉氏间的斗争，也发生在宫廷内部，也有所谓废立问题。但它是和变法维新与反对变法维新这个范围大得多意义深刻得多的矛盾、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它与单纯的宫廷内部纠纷不大一样。梁启超记载说：“自四月初十以后（按：指恭亲王奕□死以后），皇上日与翁同□谋改革之事，西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又说：“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 (《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60、268页。)。这合乎事实。载□要从那拉氏手中夺过实权，就必须改革某些旧制度，实行变法，排除反对自己的旧势力。对他说来，夺取权力是真实的，变法维新也是真实的。那拉氏要照旧掌握全部权力，必须反对“变乱祖宗成法”，使现存统治力量的平衡不被打乱。继续保护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她来说，掌握全部权力、重新“垂帘听政”是真实的，反对变法也是真实的。问题不在于双方对应否变法的态度有无虚假，而在于宫廷内部矛盾同变法与反变法斗争，到底哪个处于决定性的位置上。
一个地位足以深知宫廷内情、立言谨慎的《清廷戊戌朝变记》的作者，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不遇两宫之深嫌、固无此变；即遇两宫有嫌，而无荣相之媒蘖，以取悦于太后，亦无此变；即有荣相之媒蘖，而不遇皇上之积仇、康有为之触怒，或迫于大义，或怀念旧恩，亦可无此变；奈何群相□难，萃于一时。……今日者势成骑虎，社稷有倾覆之祸，皇上有倒悬之危，所倾社稷，危皇上者，不得不归咎于康有为也” (《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54页。)。他的意思是宫廷内部实存在种种仇怨，但它们是可以消释和压制下去的。不想闯进来一个康有为，引起了那些仇怨的暴发而不可收拾。这里只须把“康有为”改为“维新运动”，意思就明确了。所谓“归咎于康有为”，自然是说归咎于反映中国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号召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换一个说法，并非宫廷矛盾引起变法斗争，相反，是民族危机、维新运动的斗争，促进了载□与那拉氏之间权力斗争的尖锐化。事实也正是这样。第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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