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 (《日本变政考》，卷七，第39页。)。又说：日本国势之大振，能够与西文国家改订条约恢复本国的自主权力，发扬民权，收效是如此之神速！“然，必自大开民智始。民智不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 (《日本变政考》，卷十一，第42页。)。两段话看来都是强调开议院、兴民权，但又都是和教育水平联在一起，或混为一谈，并由此推论出教育不发达，讲民权不但无益反而是“取乱之道”。因此，他劝载□切不可操之过急。中国“民智未开，□□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遽使之议政，适增其阻挠而已。令府州县开之，以奉宣德意、通达下情则可。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日本变政考》，卷六，第3-4页。)。康有为反复强调，变法必须以日本作蓝图，其根本是开议院、行宪法而坚决反对这样做的不是别人，又恰恰是他自己。
改良派始终不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它的重要分子最初也只是凭思想倾向相同结合在一起。康有为反对开议院、行宪法的主张，暴露了他们在变法*纲领上有矛盾、分歧。百日维新的前进目标首先就是模糊、不明确的。*目标的摇摆、不明确，反映了改良派阶级地位的骑墙状态、模糊和不肯定性。
谭嗣同、林旭站在激进的一翼，主张开议院、行宪法。康有为记载说：“于时，复生、暾谷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举新政，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故议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9页。)。谭嗣同、林旭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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