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打算变法则已，要变法，便不应舍去日本这个榜样，找另外的道路。日本变法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事，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其余自令行若流水矣” (《日本变政考》，故宫原本，卷十二，第40页。)。或者说，民选议员，是“泰西各国之成法，而日本维新之始基” (《日本变政考》，故宫原本，卷六，第14页。)。康有为反对洋务派的专讲洋枪洋炮、“西学为用”，认为必须开国会，行宪法，坚定不移，毫无含糊之处。
但是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以自己的名义上的条陈、奏折中，始终没有见到有开国会、行宪法的建议。《戊戌奏稿》中的这类字样，都是后来伪造篡入的。真奏稿上凡是讲到变法要从根本变起的地方，都是说在宫中设制度局，讨论新政。舆论造的不少，原来康有为赞成开国会的思想是一回事，关于变法的实施政策另是一回事。道理上、原则上他认为应当立宪、开国会。*实践上，他只主张在宫廷开制度局。改良派一争取到接近皇帝的机会，马上就把自己的*纲领抛到一边去了。他们在实行立宪政体的问题上，先亲手与洋务派划分界线，然后又亲手消灭了彼此间的界线。
这种背弃自己*纲领的行动，康有为是极力坚持的。他自己说：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上疏请开议院，“上本欲用之，吾于日本变政考中，力发议院为泰西第一政，而今守旧盈朝，万不可行。上然之”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8页。)。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里反对中国开议院，主要是在“民智”低下问题上做文章。他说：“民智”的基础在于设立学校，而学校与议会的关系是相联系、相终始的。“故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知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夫议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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