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派内部对待*纲领的这种情况，说明他们中少数激进分子是很孤立，并遭到猜忌的。康梁以下的妥协势力居于主导地位。载□下的许多诏令虽然不能兑现，他还是有发布命令的权力。关于开议院的问题，第一次由阔普通武提出，载□准备实行；阔普通武并由此擢升侍郎，康有为认为“万不可行”，结果放弃了。第二次，谭嗣同、林旭又提出，康有为又“力止之”，结果也是放弃了。已经被任命参预新政的杨锐，这时给人写的信里面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 (《戊戌变法》，第二册，572页。)。康有为也说载□这时“于变法勇决已甚”。没有康有为一再阻挠，他下一道宣布“准备立宪”之类的谕旨，很可能办到。这对变法的结局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改良派至少因此还表现出有遵守自己*纲领的勇气。康有为等人缺乏这点勇气，希望留下一条道路，与洋务派封建大官僚取得妥协。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的“圣主”光绪皇帝甚至还不如一些。

　　第二，关于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

　　百日维新中，改良派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转身后退，从反面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洋务派。“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反对割弃台湾，说放弃台湾事小，离散全国民心事大。日本没有一卒一兵闯进台湾，一听到大言恫吓，全岛就割弃了，外国必然群起效尤。“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他的警句是“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 (《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32页。)。割地求和，只有把中国引向灭亡。戊戌变法前不久，康有为向载□第五次上书，再次痛切陈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空前危险局势。他列举非洲各国、波兰、越南、印度灭亡的情形说，非洲是被欧洲国家一举灭亡的，波兰是受俄、法、奥屡次进攻而后灭亡的，越南是由法国逐步夺去其权利以后一旦灭亡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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