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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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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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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评论中国的文学成就，认为《李斯谏逐客书》为天下第一篇奇文，他自己的条陈、奏折等，确有写得生动、形象的地方）。其宣传革新思想，启蒙发覆，功绩是不可湮没的，为什么在实行中，一接触到开议院、行宪法，马上就向封建势力屈服，以及在对待帝国主义瓜分阴谋上，最后与洋务派的反动立场没有两样了呢？根源是他们站在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立场上，又要求参加政权，又不愿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寻求支持。不止不愿意寻求这种支持，而且极端仇视农民群众，处处与之相对立。抵制和防范农民起义、农民革命，也正是他们急于要求变法的目的之一。关于这一点，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以后的多次上书、奏议里面是反复讲过的，“公车上书”中说：“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隙，精华已竭，将有他变”。在一八九五年六月底，上清帝第四书上说：“强夷环逼于外，会匪蔓延于内，五年之间，江浙闽广滇桂恐不能保，十年之内，皖楚辽藏蒙回亦虑变生，二十年后，败坏非所敢知矣。此尚言常者，若瓦解之患，则旦夕可至，殷鉴不远，即在前明”一八九七年冬，上清帝第五书上说：“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今岁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东澜、那地、泗城、电白已见告矣。匪以教为仇信，教以匪为口实，各连枝党，发作待时。……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况潢池盗弄之余？彼西人且将借口兴师，为我定乱，国初勘流贼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占据伊犁，兵家形势，中外同揆，覆车之辙，可为殷鉴”。一八九八年一月，上清帝第六书，即“统筹全局”折上，也没有忘记讲到“海内震惶，乱民蠢动”的问题。百日维新期间，载□发布一道上谕，指出四川江北厅、湖北沙市、广西永安州群众反教会斗争继续不断，责令地方官实力保护外国传教士，开导百姓不要轻启隙端。梁启超特地写了一条评论，大肆诬蔑反教会斗争的群众为“暴徒”，为“奸民”，说群众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是“借端生事”。康有为、梁启超所说的“会匪”、“群盗”、“伏莽”、“暴徒”、“奸民”，都是指反抗封建阶级、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农民群众和农民的武装起义。所谓“陈胜辍耕于陇上”；所谓“殷鉴不远，即在前明”；所谓“国初流贼”；所谓“沙市及四川余蛮子”等，意思是很明白的。当他们讲到这些“会匪”“暴徒”等的时候，感到比“西人”“外人”、实际即帝国主义侵略者更加可怕，仇恨之情，溢于言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要辩明政党或*集团斗争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那些政党或*集团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它们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多种*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康有为等人爱国、革新的言论给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们屈从封建阶级、帝国主义，坚决反对农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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