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等到“既见圣明，乃知出于意表”，所以主张用君权变法了。他说的原因和时间，两者都不对。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是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十二日之间。第六书，即统筹全局折，迟至一八九八三月十一日才送到载□面前，但康有为是一月二十八日递交总理衙门的。第五书写得极为沉痛激烈，“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一类的话，使载□为之深受感动。那上面明明写着请“明决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从第六书起，所有开国会、行宪法的话，在康有为奏折里就再也没有出现了，代替的是开制度局和开懋勤殿。四月十七日，康有为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演说，谈到泰西立国的本原，“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也没有认为中国现在可以照办。相反，四月十三日，由总理衙门递呈的《日本变政考》里，反对中国现在设议院、行民权，至再至三。而康有为受载□召见，还在这以后两个月。事情很清楚，康有为变法态度的突然转变、后退，绝对不是见到载□，发现了一位“为救中国计”而挺生的圣主以后，其时间自然也不在六月，而是在上第五书与上第六书之间。那段时间共一个多月，直接关系康有为的重要的事情，是一月二十四日与总理衙门大臣会谈，讨论变法问题。这虽不是载□的召见，但是他的意旨。康有为多次上书，争取皇帝接受变法，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开始。上清帝第六书，就是那次会谈以后第四天进呈的。载□表示接受变法的意向，康有为与大臣们直接对话，讨论变法问题，这是他态度转变的关键。
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处的地位，从此也起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双重的。一重是，普通的新进士人，骤然变得靠近清政府权力阶梯的高层了。康有为得到载□信任以后，名义上没有高官，实际成了变法出谋划策的人物。开制度局如果实现，他当然是这个有权讨论全面变法的机构中的一员。谭嗣同、林旭等四人以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康有为说他们“实宰相也”。但主持变法的首脑仍是康有为。谭嗣同、徐致靖分别打算荐举康有为入军机和值懋勤殿。康知道那拉氏一定会忌恨、打击，才推辞不允。后来决定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康有为为活动王照、徐致靖推荐他和梁启超等十人，载□并禀知了那拉氏，在军机处记名登记。百日维新再继续下去，康梁等人的官位会是很高的。再一重变化，是宣传爱国、受人同情的士人，因为得到皇帝信任，变成大官僚、宦途竞争者的对手和各种守旧势力猛烈攻击的目标了。四月底，保国会的章程刚一出来，孙灏就逐条反驳，说康梁等“厚聚党徒，妄冀非分”，“非圣无法”，“辩言乱政”，每一条都足以构成杀头资格。御史潘庆澜、黄桂□相继弹劾康有为大逆不道，弹劾保滇会、保浙会等。七月间，文悌上折，捏造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保国会发起人之一御史李盛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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