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康广仁是维新运动中最右和动摇最早的一些人。他们彼此没有什么联系，但先后在维新运动中露过面。严复一八九五年发表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辟韩》一文，百日维新中又以讲新学的名声，受到载□召见。但在开议院、讲民权问题上，比康有为后退更早。一八九七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鼓吹民权，严复表示反对。他从唯心观点出发，用庸俗进化论来解释历史，说“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西方能实行民权，是因为远在希腊罗马时代已经有那种“胚胎”。中国一直行君主政体，没有那种“胚胎”，“虽演之亿万年”，也不能由君主进入于民主(《戊戌变法》，第三册，第30页。)。同一年，他发表《中俄交谊论》，替李鸿章的联俄政策辩护。其中特别指责“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的不当，强调“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 (《晚清文选》，1939年，《生活书店》，第632页。)`。康有为说，中国民智未开，兴议院、行民权，“取乱之道也”；严复说中国民智未开，行君主立宪，“大乱之道也”。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立场，一个腔调。但康有为表面上还在主张开议院的时候，严复就处处表示反对了。百日维新前夕，他在《国闻报》上发表《上皇帝万言书》，绝口不谈民权，只是重复洋务派提出过的一些“变法”主张。那拉氏发动改变，严复主办的《国闻报》被封闭，没有受到更严重的追究，正是由于他早就坚决反对开议院、行民权，*上拥护洋务派。
康广仁卷入维新运动，完全是因为康有为的关系。他对君权民权并无兴趣，而只强调废八股的重要性。康广仁开始有点名气，是七月间监察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的奏折中提到他改变科举制度的言论。载□没有实权，使康广仁认定改良派不会取得权力，变法毫无希望。康有为记载：“幼博则专意在废八股，自八股废后民智大开，中国必不亡”。他们应当立即离开北京回广东，向香港一带掌握西方科学的知识分子宣传孔子学说，三年以后必有成绩。那时来议政变法、救中国，为时未晚。并且“日以为言，每当上折，必阻挠之，谓办此琐事无谓，日与卓如言之”。康广仁这是劝康有为逃避同守旧派的斗争，退出*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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