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这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理由是中国积数千年的习惯，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利用君权的强大势力，风行雷厉去改革*，其效果必定可以事半而功倍。康有为“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则期期以为不可”，这是他“独有所见” (《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4页。)。君权与民权是相对立的。尊君权就不能行民权，要反民权。梁启超说康有为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是其*见解的独到之处，不过是替代表抛弃自己宣传已久的*纲领作辩护。连君主立宪政体也不敢见诸实行，突出表现了维新运动中康梁这一派人*上严重的动摇性和弱点。他们就是在从事进步活动的时候，*观点也是皇权主义者，远谈不上民主主义。康有为保皇终身，梁启超一九○一年主张开明专制，前后立场是一贯的。
变法靠“乾纲独断”，是康有为自“公车上书”起的条陈、奏折里，反复申述的建议。他以为凭着君主的无上权威，只要下决心变法，什么事都能办到。例如《日本变政考》中说，对日本变法的经验如果确实相信，“则运造化而生于心，发雷霆而出于手，是在我皇上一反掌间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 (《日本变政考》，卷一，第5页。)。又说，日本变法规模宏阔，条理通达，使它得以迅速兴盛起来。但是中国情形不同，风气未开，民情隔膜。“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若各省贡士聊广见闻，而通下情。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则两得之矣” (《日本变政考》，卷一，第45页。)。一个是载□的“乾纲独断”，一个是天下“通才”——其中首先是康有为、以及把他引荐给皇帝的翁同□等，参加掌握政权，下令进行改革，就是康有为的变法路线。翁同□那样的帝党官僚所以有限度地同意与康有为合作，就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乾纲独断”，拥护皇帝，尊君权、反对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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