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六月二十三日下诏废除八股。尽管只是改变那种文体，也有一定的意义。其间经过种种斗争，载□采纳康有为的意见，才实现了。康有为记载说，六月十六日，他见载□，历数八股祸国殃民。“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上曰：‘可’。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上曰：‘可’”。但是等到载□要发命令的时候，那拉氏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马上出来阻止了。他照例“请下部议”，载□不准；刚毅威胁说：“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载□愤怒驳斥，刚毅最后仍坚持，“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载□不作声了。后来得到那拉氏默许，终于下达了废八股的诏书。

　　又其次，九月二日，上谕宣布，士民上书言事，都察院不需要拆阅，随到随递，不准稽压。九月十三日，又下令不论官民，一律可以应诏陈言，藩臬道府，均得自行专折具奏，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上奏。一八九五年，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就建议载□下诏求言，许天下人到午门递折，永以为例。后来上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里，又提出在午门设待诏所，派卿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与传达”。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再次在奏折中请下明诏，令天下人民上书。载□宣布允许士民上书加上由道府转奏的限制，对康有为的建议也算部分采纳了(《戊戌奏稿》所列“谢赏编书银两”折，后来大加篡改了，不是原来面目。其中“请明诏特下，令天下人民上书”，符合康有为等人当时的思想和要求，自无疑问。)。梁启超当时认为允许士民上书，是什么把中国“从古最塞之国体，一变而为最进之国体”，任意夸张，不着边际。但在洋务派、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国，人民——主要是早期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有权对皇帝讲话，对于促进资产阶级利益，打破洋务派、顽固派控制是有利的。而且士民上书，难免要议论、以至揭发大官僚们腐败无能，通敌卖国。那道谕旨一发表，就有人评论说：“在廷诸大臣，最恶言事者败事。尝告人曰：‘自伊犁事、法越事、以至甲午日本事，皆辩言乱政者□事所致。欲天下无事，杜绝言路，自然安静，而办事者亦可顺手’。今上广开言路，正与之相反。不便于诸公之事，此为第一切肤之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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