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早年那原本存在于某个变动区间而尚未定型的思想，十分清晰地理出一条原本并不清晰的线形脉络，进而泾渭分明地划分相关发展阶段。这样做的好处是让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便利，使人一目了然，其不足之处则是容易将复杂的思想现象简单化。每当革命成功后，分享胜利的喜悦一般容易驱使革命者或知情人，在回顾革命生涯时，以简单的历史结局去推导复杂的的历史过程，有时还有意或无意地把时间、地点等历史要素弄错，甚至不惜美化某些平淡无奇的历史场景，充当“胜利者的宣传”（厄本与汤因比对话时所言），好象革命者尤其是革命领袖当年的一言一行都与胜利的结局有关。由于革命或暴力事业属于不为统治者所容的危险活动，当事人行事匆匆，加上为安全考虑，不可能留下什么足以供后世研究者征引的文字资料，胜利之后的回忆录就容易显得洛阳纸贵，而后世研究者考订回忆录的工作也就并不轻松。
迄今为止，欲期对孙中山萌发共和思想与确认共和制的过程准确地开列一份时间表，会有相当的难度。如果以审慎的态度，根据某些确凿的文字资料来清理其线索，难免遗漏那些不曾载诸文字的历史要素。不过，其宁缺毋滥的姿态，为着确保清理结果的可信度而努力，却未尝不是可取的。
倘若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创立时既已出现所谓秘密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不管其中的“合众政府”是否就意味着美国式的“合众国”，我们都不妨将此看作孙中山萌发或确认共和制的起点。而问题在于，这个誓词的可信度尚存歧义（1）。
不过，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是，3个月之后的香港兴中会之成立，当属孙中山确认以共和制作为建国蓝图的重要起点。因为孙中山向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求*支援时即初步透露：待此次暴动成功，将联合康有为与曾国藩的孙子等，“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尽管“成功后谁为总统”等事项“尚未及考虑”（2）。
1896年10月，孙中山在伦敦忽遭清方绑架后，英国社会各界全力帮助他转危为安的传奇经历，促使他确信“立宪政府”之优越。（3）虽然“立宪政府”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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