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之分，但对于已经立志推翻清朝和设想过“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的孙中山来说，其“立宪政府”之所指，已属不言自明。在同《伦敦被难记》的俄文记者等人的谈话时，孙中山仍表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革，也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4）
及至1897年8月，孙中山在与日本好友宫崎寅藏等人交谈时，就明确提出“执共和主义”。至于“执共和主义”的依据和必要性，他作了以下初步阐释：
第一、“共和主义”是以“人群自治”为基础，“人群自治”又是“*之极则”，“故于*之精神，执共和主义”；
第二、“共和*有革命之便利”，可杜绝革命者彼此争权夺利，避免“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
第三、“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不仅共和政体完全适合于中国，而且”苟有豪杰之士起而倒清虏之政府，代敷善政，约法三章，慰其饥渴，庶爱国之士可以奋进，进取之气可以振起也。”（5）
当然，孙中山的“共和主义”并非由此一锤定音。时过3年，面对国内局势错综复杂的多事之秋，孙中山一边强调“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6），一边为争取刘学询加盟于事机已发的惠州起义，函请刘氏“代筹资百万”，“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不惜以新政府之“主政”相许，并表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又足下裁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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