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同盟会是清朝统治者所要全力打击的革命党，而不是政党*中具有公开与合法身份的政党。革命斗争往往以革命者鲜血和生命为代价，非同寻常，革命的形势又常常瞬息万变，还要随时提防革命的叛徒或间谍出现。为了确保革命活动的效率与安全，既需要高度集中，树立革命领导者的权威，也需要用铁的纪律约束革命者，某些重要决策也无须经过革命群体坐而论道式地充分讨论，以免弄得沸沸扬扬，事机先露。但这并不等于说革命领袖可以包办革命，适当的民主协商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孙中山所创立的同盟会原本就凝聚与依靠着一大批饱经西方民主思想洗礼的留学生或国内新式知识群体，个性与意气同他们的反清革命斗志紧密相连。即便只是为着调动多数志士的革命积极性，亦应适当尊重他们的权利与意见。何况，由于同盟会的历史使命所致，适当营造同盟会内部的民主气氛，培育会员自身的民主素质，为即将胜利时的政党*作准备，都是必要的。正是在这方面，身为同盟会一会之首的孙中山似嫌注意不够。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缺失是个性不被发现，那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与辛亥革命似有重复或默认这一缺失之嫌，这大概是孙中山为首的一代民主革命先驱始料未及的。 

无庸讳言，确认共和制与否的态度，还不能完全与民主素质划上等号，在民主素质的优与劣之间，还有一片十分广阔的历史空间。孙中山的民主素质自然较一般志士为优，而问题在于，他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对他的素质要求当较一般志士为高，这才符合社会学的角色分工之原则，才算真正确认其领袖群伦的地位及其价值。笔者之所以在本文第三节中重点考察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民主作风，即本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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