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注意到1914年孙中山筹建中华革命党（26）时要求黄兴等“绝对服从”自己的粗暴态度，一致认为与同盟会时期相比，孙中山的做法是大大地倒退了。其实，即便是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对黄兴等人的尊重与相处似亦易遭物议。 

同盟会创建未满两年，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之间的关系就出现裂缝。首先是为了国旗式样问题，孙中山事先未与黄兴等通气，事后又听不进黄兴的意见，出言不慎，激动地说“欲毁之，先摈仆可也”（27）。紧接着是围绕经费存留问题，由于孙中山事先不曾公开同盟会的收支情况，连接管《民报》的章太炎都不清楚，自然是“一般人员也不了解”（28），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闹得不可收拾。先是章太炎向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总理，建议由黄兴取而代之；孙中山对章也毫不示弱，乃至小事化大，互为仇敌。 

孙黄之争与孙章之争既体现黄兴的宽厚与章太炎等人的偏狭，也暴露了孙中山那不大习惯于听取意见、容易冲动和偏激起来就不大顾及全局的毛病。作为同盟会的一会之首，尤其作为民权革命运动的发起者，这应当说是非同小可的毛病。汇聚在孙中山周围的多属服膺于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理念、追求个性发展的年轻学子，而不是沉湎于服从意识、崇拜权威的旧式农家子弟或会党中人。孙中山虽不难使宽以待人的黄兴表示退让和服从，但要团结和领导好章太炎以及宋教仁、谭人凤、陶成章、焦达峰等同样个性较强、有时也容易偏激的革命骨干，充分调动多数革命者的积极性，携手完成近代民主革命之大业，就不大容易了（30）。孙中山等人固然已避免了洪、杨式的内讧，但没有避免同盟会的涣散。黄兴力拒章太炎等人的改选建议，力求“免陷兴于不义”（31）的儒雅之举固然对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与革命声望具有举足轻重之成效，但不曾从根本上扭转同盟会组织一盘散沙的局面。自从孙章之争发生后，同盟会组织就已开始形同虚设，孙、章等人都在自谋发展。个中局面，严重地影响了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党人同袁世凯、黎元洪等旧式官僚作斗争的*力量。宋教仁在起草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时，还写上“会员得于法律范围内，保持身体、财产、职业、居住、信仰之自由”之类条款，似乎显得有些不得要领，但一句“会员皆一律平等” （32），显系针对1905年的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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