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前3年左右，孙中山就提出了 “革命程序论”。他说：“军法者，军政府之法也。军事之初，所过境界人民，必以军法部署，积弱易振也”；“约法”乃军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约束之法，为期5年。一方面，军政府约“地方自治”，“所约如地方应设学校、警察、道路诸政如何，每县出兵前敌若干，饷项若干”，“地方有人任之，则受军政府节制，无则由军政府简人任之”，5年之内若能“还地方完全自治，废军政府干涉”，再延长“约法”时间；另一方面，地方“约于军政府，有战事则各出兵饷赴前敌，战毕除留屯外，退兵各地方。军帅有异志，则撤其兵饷，地方有不出兵饷者，军政府可会和各地方以惩之。此地方自治约军政府者也。”（15）
孙中山之所以在推行共和制之前设计“军法”与“约法”两个阶段性的程序，如同他主张共和制本身一样，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担心革命军兴之后，群雄互争权位，一发不可收拾。（16）
孙中山不愧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忠诚的爱国者。还在艰苦卓绝的反清革命运动发动期间，为了鼓舞士气，他说“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17），一边细心设计通向共和制的具体步骤，预想可能遇到的困难。尽管他的设计并非无懈可击，但他考虑问题远较周围同志缜密和宏远。关于“革命程序论”，孙中山在1905年秋与汪精卫的交谈中作了进一步阐释，强调“约法”之根本目的在于使国民“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使“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漂遥之虑”（18）。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于1906年秋冬之季基本定型，并以《革命方略》的形式通告同志。原有的程序设计只计划“约法之治”以5年为期，对“军法之治”还没有时间规定，《革命方略》则定“军法之治”为3年，“约法之治”为6年，然后进入“宪法之治”。（19）
在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出台之前，陈天华即以“思黄”笔名发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倡导“开明专制”。不过：陈天华所主张的“开明专制”，并非指望清朝统治者主持，而是在反清革命成功之后由革命者来推行。他说得很明白：“现政府之不足与有为也，殆已成铁据”，“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豫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陈氏在愤于留日学生取缔风潮而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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