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自称“家世业农”，［⑤］“窭人而兼腐儒，忽为实业公仆”。［⑥］他原本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封建士大夫，深谙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鼎甲榜首，后来虽然由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侵润潜移，而“弃官从商”，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却“言商仍向儒”，始终未能摆脱绅士地位和儒学意识。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新式资产阶级人物，那么张謇就是一位从旧式封建士大夫向新式资产阶级转化的亦绅亦商人物。

　　张謇与孙中山都毕生关注“振兴而改良”农业问题，和孙氏不同的是，张氏的主张有一个从“重本抑末”转向农工商“义有先后而无轻重”的过程，并且常常使用传统的“本”、“末”概念来强调农业的重要性。

　　１８８５年张謇在策问《第五问（农政）》中说：

　　天下之大残，莫甚于亟亟焉求一切之富，而农政不修，驱举世之人，日骛于末，而农夫且离其南亩也。……为政者诚知道民之要在于务本，重农贵粟以作之先，使末技之民，他无所逞而反于田亩，斯地无遗力，民无余力，不必求一切之富，而仓廪充实，水旱有备，民安其生，而国本固矣。［⑦］

　　这显然是“重本抑末”论，是封建士大夫心态的真实写照。但是，经过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张謇终于认清“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并开始“讲求工政”，集股筹建大生纱厂，从而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转移到资本主义方向。

　　张謇“讲求工政”，［⑧］“儒而谋商”，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不重视农业了。他说：

　　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经史所陈，无待ｌｕó＠①举。［⑨］

　　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本对末而言，犹言原委，义有先后而无轻重。［⑩］

　　在这里，张謇所说的“农本”、“商末”，与传统的“重本抑末”论，是全然不同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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