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主要标志之一，是生产力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转变。

　　孙中山和张謇鉴于“世界日趋于大同”和中国“物质文明”“不及外国”的现实，不约而同地认定中国要振兴包括农业在内的实业，就必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孙氏说：“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③⑨］“凡是我们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④⑩］张氏主张中国应“以振兴实业为挽救贫弱之方，又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④①］

　　孙中山考察世界各国历史，发现“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④②］西方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而中国却恰好相反，“地有遗利，民有余力”，“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难乎？”［④③］针对这种情况，孙氏主张引进外国“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垦荒拓田、改良“已耕之地”，［④④］藉以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缓解粮食供求矛盾和适应工业化对农业的需求。

　　孙中山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指出：在农业生产中，“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中国以机器取代牛马之用，必将“费力少而成功多”。“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劳。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

　　孙中山认为农业的生机在于科学。他力主把农业生产置于科学之上，“急兴农学，讲求树畜，速其长植，倍其繁衍”。他断言：“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疑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疑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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