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同样重视引进外国机器、科技，以振兴中国农业。早在１８９７年他就这样写道：“考之泰西各国，近百年来，讲求农学，务臻便利，亦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其见于近来西报中者，谓以中国今日所有之土田，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新法，岁增入款可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然则地宝自在，人事可为。”［④⑥］就在这一年，他建议清廷：“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耕种。”［④⑦］这里所谓“成集公司，用机器耕种”，正是“西国农学所得之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謇所以主张“用机器耕种”，是因为他看到了外国机器的巨大功能。因此，他改上海制造局为商厂，“制造一切农工机械，“装备中国农业和工业；继而筹建通州资生铁冶公司，“备置农工诸器，以便有志农工业者之求。”［④⑧］值得一提的是，张氏虽然重视机器的功能，但在推广农业机器时却坚持因地制宜的方针，他的原则是“人力不足，合用机器者用机器”。［④⑨］正因为如此，他所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就基本上没有使用农业机器。
张氏既承袭“中国旧说”，又吸取外国新论，力主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兼采东西洋各国种植、畜牧之法，以昌农学。”［⑤⑩］他经营通海垦牧公司，自觉地应用科学，在整理田亩、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合理种植、推广良种、集约化生产等方面，颇著成效。
孙中山与张謇在力主引进外国机器、科技的同时，有鉴于中国“资力不足”与振兴农业的矛盾，倡导利用外资，促进农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他们一致认为利用外资应采取借款、合资、代办（孙氏称为批办）三种方式，其中以代办为最佳。孙氏说：“三者之中，以批办为最相宜。因此时中国资本、人才、方法三事皆缺，若批办则可收三事之利。”［⑤①］“外国租地营业者，期满而契约解除，所营建大抵归诸我国家。”［⑤②］张氏说：外国开垦荒地经常采取的“由地主委托资本家代垦”、“收获分成、期满“器具、田亩概归地主”［⑤③］的方式，特别适合于中国实际，因为“中国人能为地主而资力不足，外国人有资力，又有技术，而不能为地主，非合并而利用之，无以收化荒成熟之效。且有大农以招徕移民，则国家不费经济而边境自臻充实，在经济行政上，尤为得策。”［⑤④］当然，孙、张两氏既看重利用外资的经济效益，又深知利用外资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力主以“保持主权”即“不犯土地尊主国之权”［⑤⑤］作为利用外资的前提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领域应用外国机器、科技和资本的具体范围问题上，张謇和孙中山有个明显的不同：孙氏主张涵盖新垦荒田和已耕之地，而张氏则侧重于新垦荒田，很少涉及已耕之地。这主要导源于张氏的“农以垦荒为先”［⑤⑥］的思想及其垦荒植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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