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极其简单又极公平”，“法则之善，是再无有复加的，”[2]“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3]之所以要提出平均地权及其基础上的民生主义，孙中山解释说，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不均，因为“中国此时似尚未发生问题，而将来乃必至之趋向，吾辈为人民之痛苦，而有革命，设革命成功，而犹袭欧美日本之故辙，最大多数人仍受痛苦，非吾人革命之目的也”。这里，孙中山既看到了资本主义弊端之要害，又抓住了社会主义原则之根本。1905年他在走访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领导人时就谈得更明白了：“中国社会主义者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在中国，“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4]可见，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意义在于：一是解救中国大多数农民免受痛苦，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避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其至前途，力主实行社会主义；三是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以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虽然，孙中山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与措施主要在于反封建，并且在不解决政权问题时难以实施，但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民族民主运动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时代，孙中山以平均地权解决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客观上无疑已具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5]
“节制资本”，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富民强国的经济纲领。节制资本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认为，在“平均地权”的同时，有必要“预防大资本家发生”，不能让私人资本操纵“国民生计”，从而杜绝经济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
“节制私人资本”，首先，要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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