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过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与条件的特殊性及社会主义道路与模式的多样性，不仅决定了社会主义在其具体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自己的独特风格、气派与具体特色，而且决定了其具体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程度与实践层次。这一点从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换言之，社会主义理论在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时，总是要具体化、多样化的。对此，孙中山的认识是清楚的。1924年他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时就曾明确指出：中国的民生问题，是要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的。“至于世界各国，因为情形各不相同，资本发达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各国也是不能相同。”在中国，“*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主义的实行。”正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不能脱离各国的实际，因而即使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也还要视具体情况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创新。“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1]应当说，孙中山的这些认识甚是高明，极富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从1903年孙中山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到其民生主义的系统阐述，再到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不仅有着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而且明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结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具体地考察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其三大政策下的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开放主义、实业建国为基本内容与特点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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