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巨大者，得自然之富源与社会之恩惠的、以及不宜或不能委诸个人经营者，都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只能国有国营；其次，以赎买私人资本的方式有效地控制和防止“资本家压制劳动社会”，即对于某些已由私人资本经营之企业，国家可以根据需要和情况，随时通过“收买”、“赎买”或“以法律收回”归国家所有与经营；再次，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办法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因为“国家的财源完全取之于一般贫民，资本家对于国家只享有权利，毫不尽义务”；[1]复次，节制私人资本还必须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节制外国在华的一切垄断性企业。此外，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还包括合作经营的方式，即推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所有这些，实际上已具有明显的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
“发达国家资本”，即发达国家的国有国营实业，这是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之要义。孙中山在剖析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了一个字：“穷”。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国利民富”。孙中山思想的基础在于他的民生主义，而其民生主义的核心在于振兴实业——“发达国家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实质内涵则在于“大资本国有”。孙中山认为，因为中国“穷”，尚没实现工业化，所以中国将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做到“废手工采机器”，并且应该实行“统一而国有”。“统一而国有”在孙中山看来，是继工业革命后的又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孙中山的这一“第二次革命”，极有认真研究的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看来，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国家资本”的过程中，孙中山提出，要有“统筹全局之计划”，应以国家之力振兴实业，须注重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与此同时，孙中山认为，*有国界，而经济实业无国界，在“发达国家资本”时不能不实行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总之，在孙中山看来，只有节制私人资本，才能避免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之路；只有发达国家资本，才能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只有既节制私人资本又发达国家资本，才能使中国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在中国“讲社会主义”，就是讲“打破资本制度”，就是讲“众人能够公产”，具体说来，就是“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由“国家管理实业，足使富源之分配较为公平。”为此，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所以我们不能说*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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