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的唤醒并获得新的时代含义，是那一时代人们从中古迷梦里惊觉过来的契机。吴樾（1878—1905）在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十一始不复以八股为事，日惟诵古文辞。”后来，“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军》一书，三读不置，适其时奉天被占，各报传警，至是而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人这段话是颇有典型意义的。一个饱读诗书的士子，当然蕴藏着经世之志和忧患情怀，但往往被科名所囿，于时势无所闻问，暂处蒙昧之中，一旦经新学启迪和时局刺激，其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义务感顿时勃发起来，以吴樾为例，则断然走向暗杀主义，其思维逻辑是：“夫今日之汉族之民气，其涣散不伸，至于此极。……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企图通过暗杀“满酋”激励国人，儆戒清廷，后来他果然携炸弹谋炸出洋五大臣，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实践其“以个人性命之牺牲，而为铁血强权之首倡”(《暗杀时代》序、暗杀主义、与妻书。)的誓言。

　　吴樾所持“暗杀主义”，自然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广大革命党人虽景仰吴樾的献身精神，却认为“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动摇全局。”(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页。)他们怀抱着更切实、更坚韧的忧患，志在大举，行在沉潜，“欲为大汉复仇，虽汤镬弗惧，遑恤苦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刘复基传》。)许多年青知识分子鄙视功名利禄，放弃舒适生活，长年在新军下层，会党群中活动，粗衣恶食，历尽艰辛。当革命需要献金时，他们可以典卖家产，直至脱下最后一件布衫；当革命需要献身时，他们悲歌慷慨，义无反顾。辛亥革命的金字，是由这些“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革命志士的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驱动着这一代英华作出此类义举的，正是对于“危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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