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原典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产物，当以历史文献视之，“六经皆史”即此之谓也。同时，原典的某些基本精神又能观照久远的岁月，反复地被后人所重新刻勒，对该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原典的这种超越性并非某种神秘因子所造成，乃是由原典的基本特性所致：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各个时代的人类所始终关心的，也就是说，原典讨论的是不朽的主题；同时，原典的回答这些始终困扰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时，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框架，而并非实证性的结论，是一种开放式的原型，而并非封闭的教条，这使原典不致因内容和形式的时代局限沦为明日黄花，而以一种灵感的源泉，赢得不朽性，一再发挥巨大的启迪功能。例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希腊先哲的典籍不仅被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人奉为圭臬，而且，文艺复兴以降，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经过人们的创造性转换，成为引发近代文化的契机；又如，《圣经》在千余年间一直是基督教文化圈的“圣典”，其普世主义、勤业精神还成为欧洲人创造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动力之一。
由“五经”等典籍组成的中华原典内涵丰富，鲜明地显示出中华文化的特性，诸如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的融通精神，祖述尧舜、型仪先王的重史传统，革故鼎新的社会演化观，以“文”化被天下的普世主义，夷夏之防、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的实用理性，以德化为中心的重教主义，重民、恤民的民本思想，经世风格与忧患意识等等。原典精神的这诸多方面，千百年来被中华民族一再实践，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从而成为一种古老而又常青的传统。尤其是在某些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典精神，或者说原典精神的某些侧面，因新的时代条件的激励，更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从文化史角度审视，近代文明既是对中世纪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中世纪某些束缚社会进步的制度和精神的否定。近代文明实现这种对中世纪的否定，往往藉助于对古代文明某些因素的“复归”。当然，这种“复归”并非复古，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进程。欧洲近代早期（14—16世纪）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便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形态出现，用古典的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的神本主义，从而完成文化史上的一次跃进。被恩格斯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的十六世纪发生在中欧和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对中世纪桎梏人们的宗教秩序的叛逆，其表现形式则是对欧洲人信奉的基督教原典——《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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