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原始精神的复归。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猛烈抨击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并倡言以《圣经》为信仰的最高准则，不承认教会享有解释教义的绝对权威，主张教徒个人直接与上帝相通，取消神职人员的中介作用。“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都可以说是“原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明正是在发扬原典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
这种向“哲学原旨”、“文化原本”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文化现象，不仅在西方出现过，在东方也多次出现。中国哲人对此亦有所领悟，古哲且不论，即以站在中国古代与近代分界线上的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为例，便有相当精辟的识见。龚氏说：
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五。)稍后的经学史家皮锡瑞（1850—1908）在论及清学演变时，曾概括道：
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龚、皮两氏所谓的“终不异初”、“屡迁而返其初”，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无往不复”(《易·彖上传》。)思想的发展，其说虽然保留着循环史观的痕迹，却又透露出“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因子，表现出近代早期的中国学人已朦胧意识到：一种文化的蜕变过程中，为了摆脱现状带来的束缚，有着发扬“原本”的趋向，而这种发扬原本，可以开创出民族文化的新生面。
考之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返其初”，也即回归并发扬原典的现象，可谓俯拾即是。活跃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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