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1年东渡日本前夕,目睹国家危亡、民众苦难,作抒怀诗云: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这种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忧患情怀,驱使邹容后来创作出“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的《革命军》。这部书在一切稍有忧国忧民之心的人那里都富于感召力,“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苏报》,1903年6月8日。)
同邹容齐名的陈天华(1875—1905),其忧患的侧重点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他在《猛回头》中论列这种极端危急的形势: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陈天华的忧患更在于“可怜中国人好象死人一般,分毫不知”,故尔向民众宣示:“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随他怎样的。”他以警世者身份歌吟曰: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陈天华:《警世钟》。)为着唤醒昏睡的国人,陈天华不仅连续撰写《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激昂慷慨的文字,而且于1905年蹈海自尽,留下《绝命书》,劝勉生者“去绝非行,共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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