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思想界的新学家，其具体见解虽各有差异，但菲薄“近古”（秦汉以来的专制社会），崇尚“远古”（尧舜之时、三代之治），并以此求新、求变，却是他们共同遵循的一条思维路向。这条路向似可称之“返本开新”，或曰“以复古求解放”。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考察，辛亥革命也深刻承接着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革命派的思想和实践将原典的原创性精神发展到一种新的高度，这尤其表现在对于“忧患”意识的沿袭，“革命”精神的弘扬，“华夷之辨”的改造，“民本”、“民生”等观念的新用上。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忧患”和“革命”两点论之。
二
忧患意识是贯穿于中华文化原典的一种基本精神。原典作者多身处横逆，胸抱哀苦，所谓“愤怒出诗人”，他们怀着对生民家国的忧患，述往思来，方获得一种非凡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诚如司马迁所说：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
人称“大道之原”、“六经之首”的《周易》便是殷周之际（战国人称其时为“中古”）与自然和社会奋斗着的人们“困穷而通”的创作，全篇贯穿忧患意识。同样深怀忧患的战国晚期的易传作者深知此中奥妙，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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