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的因素的不断增长，君主政体的存废问题确曾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对君主政体的怀疑不仅没有构成对君主政体的威胁，反而在其种意义上说进一步改善和巩固了君主政体．顾炎武说：“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尚刑繁矣，众治之尚刑措矣．”(《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在主观意图上，顾炎武期以“分权众治”来克服君主政体的弊病，但在实际效果上则进一步强化了君主的权力，“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日知录》卷九《守令》。)依然将国家*、法律制度祝为君主意志的体现。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里，随着西方思潮的不断输人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奋斗过程中也开始对自身传统的重新审视，开始对以君主政体为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秩序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如果说，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仅仅出于救亡自强的目的，而尚未根本怀疑中国旧有的统治秩序的话，那么，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思潮就不仅仅主张引进西方政体中的某些内核改善中国旧有的秩序，而是从根本上怀疑中国旧秩序的合理性．冯桂芬认为，中国人之所以面对西方的冲击一败再败，应当坦率地承认中国人“实不如”西洋，“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即首先找出中国在哪些方面落后于西方，然后再确定如何学习西方，改进自身．根据冯桂芬的归纳，中国至少在四个方面不如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校庐抗议·制洋器议》，郑振铎《晚清文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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