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有为的心目中，不论共和也好，帝制也罢，要必以有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依归，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名词的优美与动听上．他在批评筹安会和袁世凯帝制复辟时重申：“自筹安会发，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夫以今（日）中国之岌岌也，苟（有）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者，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其）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条款签订，举国震惊，忧为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请袁世凯退位电》，《康有为政论集》，第933页。)
当然，袁世凯的所谓共和并非真共和，康有为据此否认共和与帝制的本质区别固无道理．但康有为的真实想法，无疑在于说明中国人的理想追求不应脱离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在中国传统社会生存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候，*体制的变革应当慎之又慎，否则后患无穷，变不如不变。
平心而论，康有为的这些见解从*上说虽然显得反动和陈腐不堪，但他显然看到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并不取决于“旦夕之际”的政体变动，社会的变革有赖于“积久岁月，以渐乃成”，有赖于社会公众尤其是下层民众渐渐养成新的习惯，渐渐培养新的道德．他说：“且即令师人之长，从人之学，亦必积久岁月，以渐乃成，未有造次之间，旦夕之际，尽舍己有而能成就者也”．“夫*空言理想所能为也，以*法律皆施于人民者，必与人民之性情习俗相洽相宜，乃可令下如流，施行无碍也，非可执欧美之成文，举而措之中国而即见效也。岂徒不效，其性情风俗不相宜者，且见害焉。”(《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康有为政论集》，第892—893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