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以及此后的维新派，都曾注意到中国以前君主政体的不合理性和弊病，但他们也都充分意识到，在中国，君主政体只能改善，而不能骤然推翻，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在相当的程度上有赖于中国是否可能有一个圣明君主在上领导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君主政体并非仅仅关涉君主个人，也不仅仅关涉某些利益集团．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君主是中国秩序和谐与持续稳定的保障和象征，它的功能不仅仅有助于确定*秩序，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体的意义秩序。

　　正是基于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存废的原则思考，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的若干年里，保皇与复古的思潮就不仅仅局限于*层面的反动与革命、保守与进步的意义，而是关涉到如何在充分把握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1912年6月，当君主政体被废除不久，康有为就敏锐地预言道：“今共和告成矣，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人心同趋矣．然或以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国利民福，即可自致，则未然也．吾所深虑却顾者，以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众瞽论日，冥行摘埴，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夫使当中国一统之时，稍有错误，民少受害耳，于国无关也．今何时乎？乃万国竞争之日，列强群迫之时，而骤行人人所未经之涂，人人所未闻之事，此吾所深忧却顾，俯仰彷徨而不能自己也。”(《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第699页，中华书局，1981年)换言之，康有为并不坚持认为帝制优于共和，而是强调中国的国情实在没有达到共和的水平，如此骤行共和，则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收到预想的效果，甚至可能延误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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