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与人民之性情习俗相宜与不相害，实际上是考虑到中国人的意义世界怎样既能完整地得以沿续而又能得以变革的问题．康有为说：“中国乎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夫今欲此木偶之虚君，举国四万万之人，谁其宜者，谁其服者，苟一不慎，必将争乱，以召外国之干涉瓜分矣。投骨于地，众犬唁唁而争之，若有定分，争者即止。夫虚君无事无权，不须才也，惟须有超绝四万万人之资格地位，无一人可与比者，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共和政体论》，《康有为政论集》第691页。)辛亥革命之后几十年中国历史的发展，不管有多少客观、主观的原因，都毕竟证明康有为的这个判断与预言并非危言耸听。

　　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确实不失为一重要的选择．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毕竟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元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来行使最终的权力．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的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58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辛亥革命之后的复辟思潮，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主张或许有不尽合理之处，但也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从总体上瓦解之后的本能反映，只是他们以复辟旧有的秩序来回应这种危机，未免显得智慧资源的贫乏乃至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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