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困惑，特别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舆论一般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应当保持稳定的秩序，应当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不仅对中国自身有利，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利益．外国势力经过庚子事变之后，已明白无力瓜分中国，将中国论为他们的完全的殖民地．基于这种最现实的利益上的考虑，国际社会不希望看到一个混乱的中国，许多国家也不准备利用中国内部的混乱以肥己。
自身的利益决定了外国列强的对华政策，当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国并没有立即支持革命党人，甚至迟迟不愿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他们虽然对清政府的作为不甚满意，但又确信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统一、和平与发展，“惟恐北京政府倒后，共和党不能组织完全，乏统一全国之力，势必陷于恐怖时代，殊足忧耳。”(《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辛亥革命》第8册第4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那样势必对各国的在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当中国*前途尚不明朗之际，外国列强虽有心“千方百计掩护清军”，(《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8页，中华书局，1964年。)不过作为主导地位的主张实际上是尽量保持中立，等待观望，以免将来*格局真的发生变动而尴尬被动．各国列强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达成一项谅解，采取合作政策：“为了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假如受到威胁）采取共同行动，在斗争中的各派之间保持严格中立，在中国人组织新政体时避免施加任何影响。”
当中国*格局逐渐明朗的时候，外国列强“对中国人民采取的共和原则已经适当地表达了自然的同情。”(阎广耀、方生选译：《塔夫脱总统在第四个年度咨文里谈辛亥革命》，《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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