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道路是封建统治集团中顽固守旧分子的道路，其特点是前倨后恭，要害则是死抱住自己的权位和既得利益。他们其初怀着“天朝上国”的虚骄心态，对“外夷”不屑一顾，闭关锁国而自以为是天下中心；在被“外夷”打开门户之后，把自己的屈辱行径美其名为“抚夷”或“抚远”，把赔款、割地、通商视为“控制而羁縻之”的手段；而在经过八国联军的扫荡之后，则连一点义愤和做作也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有甘当“奴隶的总管”的满足和感恩了。守旧派中的略思振作者，也只能开出“尚礼义”、“正人心”、“厚风俗”、“施仁政”之类的古旧药方。对此，连奕訢、李鸿章也不以为然，宣称“如别无良策，何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撸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四十八卷第4页。）如果依照顽固守旧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就无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当然也谈不上早期现代化。

　　第二条道路是部分开明大吏和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改良派知识分子想走的道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到90年代的维新运动，直至本世纪初的立宪运动，均是这一思路的轨迹，“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也基本不出其范围。这批人部分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先驱“师夷长技”的思想，提出并实施了若干学习西方、求变图强的主张和行动，在半个世纪中经过了从学“西器”到学“西法”、从官办实业官办新式教育到民办实业民办新式教育的发展变化，并对人民群众作了一些*和文化的思想启蒙。这是一条有限变革或者说温和改革的道路，它的意义在于为社会的质变作了若干量变的准备工作，也提供了不少发人深思的经验教训。但由于这条道路“具有有限性、保护性、防御性和贵族性”，（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90—9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顽固的中国封建势力面前，要么轻而易举地被击败，要么与第一条道路合流，成为顽固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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