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辛亥革命的宣传造*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客观地说，中国近代真正有效的社会宣传是从维新时期开始的。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了一批报刊杂志，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运用其生花之笔，宣传进化史观，介绍西方社会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分析中国积贫积弱、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急形势，批判“恪守祖训”的守旧思想，提倡在中国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造成了近代史上的首次思想解放。但是他们幻想依靠皇帝的权威，在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达到让上层资产阶级参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改造整个社会基础的必要性，因而只认量变，不主质变；提倡民权，却又认为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不配享受。所以这种启蒙不仅不彻底，而且含有不少误导和新的蒙蔽。

　　与此相反，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志士们不仅宣传爱国反帝，还大力抨击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丧权辱国，鲜明提出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邹容的《革命军》热情讴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正义性和巨大的历史作用，对广大人民的悲惨境遇表示极大的同情，并指出祸根在“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因而只有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再扬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才能给中国开出一条生路。革命派从民主观念出发，驳斥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教；批判三纲五常，斥责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封建卫道士正是*不见血的刽子手；号召人们从封建的思想枷锁中挣脱出来。《革命军》提出进行“革命之教育”，使人人“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当知平等自由之士义”，“当有*法律之观念”，进而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辟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以进人格之人群”，疾呼“愿我同胞……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女革命家秋瑾则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