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宣传和论战，民主、共和、平等的进步观念逐步在中国社会传开，这既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作了舆论准备，也使其后的“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无由得逞，还为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一些基础。

　　人们常说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学习西方器物的阶段，戊戌——辛亥时期是学习西方制度的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阶级。这一划分虽大体正确，但并不全面。说它大体正确，系指各个阶段的主要活动和重要表征而言；说它并不全面则是因为无论是学习器物、制度、思想文化，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阶段上都在反复进行这样的工作；同样，伴随着每一阶段的学习引进，必然也有其相应的思想文化的论争和变迁。

三、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制度的变革。

当1897年改良派正千方百计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作弥缝补苴的边际性改革时，孙中山已完全看出了旧政权旧制度的不可救药，“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与闻之权；其身为官吏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枉，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至于创造新器，发明新学，人民以惧死刑，不敢从事。所以中国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伦敦蒙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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