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共和国成立伊始，民族资产阶级就寄予厚望，称“今之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62页。）于是，各种公司呈请保护、注册的纷至沓来，有关实业团体纷纷建立，既有同盟会员出任各种实业团体的会长或董事，亦有不少工商界人士担任各地军政要职，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猛地提高。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临时政府设立了实业部，同时要求各省设实业司，以便对各种实业之“已成者当竭力保存，未成者宜事先筹划”。政府及时制订了一些奖励和扶植民间工商业的法令规章，诸如“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等，保护公司财产和服东利益。对于建设工厂，政府均予以高度肯定，尤其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办厂，称“集资建设工厂，——于民生主义、国计前途，均大有裨益”。（《实业部批侨商失卓文开办工厂请给照拨地呈》、《辛亥革命史资料》第268页。）还大力提倡垦植事业，拨出专款给予支持。

　　革命激发的爱国热忱，也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临时政府倡导国货运动，对于民间以本国原料生产的工业品特予嘉许奖励。工商业者也以“挽回利权、杜塞漏卮”为标举，开办国货工厂，组织“维持土贷会”，与外国商品争夺市场。广大群众也自发购用国货。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曾表示要专心致力于实业。他说：“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今共和初成，兴实业的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1页。）为此，他每到一处即宣讲他的民生主义和现代化理想，并形象地预计，“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26页。）他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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