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5年至1907年发生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革命派首先还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反对民族革命的谬论，揭露了清王朝一贯推行民族压迫的罪行，阐述民族主义真实意义。他们还指出因革命而流血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思黄《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号。）也只有革命才能救亡，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以中国政府之敝败也。颠覆政府，当以兵力，去其敝败，而瓜分之途塞”。（寄生《革命今势论》，《民报》第17号。）他们还批判了反动的国家主义谬论，指出背离民族革命、民主革命而谈爱国，只是改头换面的“保皇主义”、“服从主义”、“奴隶主义”而已。

　　革命派还批驳了改良派称中国人“程度未逮”，不配享受民主共和的污蔑，指出“*革命”就是“国民革命”，这是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是恶劣*的根本”，必须以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情况改善”（《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329页。）所以中国完全能够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他们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启超鼓吹“开明专制”论，目的是要中国人民永远仆伏于皇权统治之下。

　　革命派还宣传了实行“社会革命”的主张，分析地主阶级垄断土地的不合理性，“地主之流弊，不特使贫民陷于地棘天荆之苦况，抑为商工界之一大障碍物，可断言也。……然则救治之法如何？唯有实行土地国有之政策，不许人民私有土地而已”。（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他们还提醒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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