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认定黄兴没有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材料令人信服。李廉方是湖北军政府秘书长，他说人称黄兴弃武昌“皆由事后政争藉题加甚其辞”。事实亦确实如此。革命派方面内部矛盾十分复杂，《戈承元事略》中说：“鄂州革命巨子颇不乏人，然流派分歧，事权不一。”（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204页。）蒋翊武在谈到文学社与共进会矛盾时说：“我们都是丘八，他们都是穿西服的洋老爷……计谋又高，派头又大。他们也瞧不起我们，我们又缠不赢他们。”（注：蔡寄鸥“血浪”稿本，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第66页。）“孙武在鄂素以党人领袖自居，黄来后孙为减色，故孙对黄不无嫉视心理。孙曾对其亲信说，黄徒以先声夺人，实不知兵；武汉报纸亦只称黄为‘南洋代表黄兴君’。黄对孙武亦视之蔑如。当黄在武汉之日，从不见有黄与孙商计军政事宜记载。”（注：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第76页。）而在背后，孙武对黄兴却多有非议（注：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95页。）。黄兴不仅与孙武有矛盾，还卷入湘鄂之争。孙中山说：“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厥后黄克强等及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不能统一矣。”（注：孙中山《总理全集》，“近芬书屋”版，“心理建设”，第71页。）孙武与黎元洪结伙，蒋翊武借重于黄兴，导致黄兴陷入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矛盾圈中，由于文学社“主干分子以湖南人为最多，如蒋翊武、杨王鹏、刘复基、李抱良、唐牺支、祝制六、廖湘芸、王宪章、章裕昆、钟琦、龚侠初、何海鸣等都是湖南人。”（注：蔡寄欧《鄂州血史》，第24页。）而共进会员多隶鄂籍，有材料说：“‘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时，‘共进会’也宣告成立。此时‘共进会’成员，以‘群治学社’中的湖北籍人为主体。”（注：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23-124页。）因此，双方矛盾有湘鄂之争的色彩。黄兴卷入湘鄂政争圈中难以自拔，导致树敌过多，为日后“黄兴弃武昌说”的出笼埋下了伏笔。

　　黄兴在1912年9月12日演说词中的自述亦颇可信。该演说词题名《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其中所列黄兴经历诸事都与史实相符。且黄兴演说距汉阳失守仅九个半月，因此，其回忆当不会有误。1912年10月10日，典兴在国民党南京支部欢迎会上又发表演讲：“汉阳既失，武昌危在旦夕，然势必死守。”（注：《黄兴集》，第281页。）两次演说间隔不到一个月，内容相同，可互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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