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援军问题，阳夏战役中武昌军政府发电各地求援，但除了江西方面派有部分援军外，其它地方虽竭尽全力，然终因路远难以救急。如广东北伐军，“大队旋于十月十八日由广州乘船出发”。阴历十月十八日即阳历12月8日，不仅出发晚，而且是先至沪、宁等地（注：姚雨平《武昌起义后粤军北伐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22页。），这样的援军，岂能解燃眉之急？

　　清军方面，冯国璋在12月1日致电清内阁等说：“应城一带间四五十里或七八十里皆有匪据，约两千余人。当阳消息不通。黄陂现虽克复，而沿路之匪有如流寇。又九江之叛兵顷已于黄州黄梅登岸，大势尤岌岌可危。并有外人掺杂其间，欲坏我三道桥，铁路倘一败坏，即信阳孝感亦不可保。总之，遍地皆匪，饥民逃勇应之，商民亦应者，大半此伏彼起，我军只有此数，前敌兼顾后路，非有实地把握不能进攻。”有人据此认为清军无力进攻武昌，其实不然，冯在该电中接着说：“国璋专顾前敌，自不难一举扫平，而后患亦可永绝。”（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356-357页。）冯国璋此电的用意在于要求袁世凯派段祺瑞援助他，即帮他控制后路。那么，段祺瑞态度如何呢？11月28日段祺瑞在致袁世凯电中说：“统观全局，汉虽下，当休息兵力，威胁武昌，令之投诚。明知非口舌所能争，然不得不示以仁义之名。乘时扫清黄陂应城两方，使无后顾忧，而后专心武昌。清以钧谕谆告，当能动当事之听。昨日武汉互以炮击，闻武昌逃出民与匪不少。此事宜令华甫即竟全功，万不可稍有移易。”（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353页。）从中可知段祺瑞是主张严剿的主战派。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汉阳失守后的状况、民军方面对停战的反应、援军不济，还是从冯国璋、段祺瑞的态度看，武昌断难守住，如果不是袁世凯下令停战议和的话，我们相信，以当时的情形，武昌必为清军夺去，当为自然。刘厚生说：袁世凯“把汉口、汉阳攻破之后，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注：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因此，黄兴认为要守武昌必须有援军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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