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在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主编的《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第三十四、三十五合期上发表《黄兴主张放弃武昌的事实不能否认》一文，认为黄兴只有两个日本参谋：大元大佐与萱野长知，大元牺牲于汉阳失守十天前，萱野的著述中也只字未提放弃武昌一事，故对黄兴的回忆持否定态度。其实，黄兴的日本参谋并不止两个，大元虽然于11月17日民军“进攻汉口时牺牲了”（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90页。），而据甘绩熙在《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实录》中说：“时有二三日本人充鄂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赞者”（注：《辛亥革命史料选缉》上册，第410页。）。还有材料说：“日人萱野、汤米等为军事顾问”（注：《黄兴传记资料》八，第12页。）。从上可知，黄兴的日本参谋绝对不止二人。
还有论者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第三十六期著文《黄兴放弃武昌说无庸置疑》，认为黄兴的解释是让人代己受过。这种猜测实在欠说服力。黄兴已在演说词中承认“兴虽著奔走微劳，而战事实多败北”。且综黄兴一生为人，谦逊待人，功成弗居，忍辱负重，自承败责，实具有领袖的伟人性格，向为世人所称道。有论者说：“黄先生之为人，不仅是知行合一，文武合一，而尤才德合一。”（注：《黄兴传记资料》六，第123页。）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侧的黄兴铜像赞中题道：“综公一生，以不世出之才，兼容并包之量，忍辱负重，推己及人，不务近名，不居成功，其磊磊落落，不激不挠之概，信乎国人之先觉，吾党所依归也。”（注：《武汉春秋》，1983年第4期，第58页。）还有论者说：“克强先生既无权利思想，而又对革命事业的至危至艰者，以身先之；任劳任怨，谤生不辩，功成不居；盛德大量，与世无争；党内外人士，多在其涵养之中而浑然不觉。易象所谓‘谦谦君子’，尚书所谓‘休休之容’，克强先生实兼而有之。”（注：《黄兴传记资料》(1-5)，第207页。）下面是一些与黄兴同时代且关系密切者的评价，从中似更可说明其问题。胡元ｔáｎ＠①说黄兴“宽厚有大度”，杨庶堪说他“气度雍容”，胡汉民说“性素谨厚”（注：《黄克强蔡松坡遗事》，第57页。），孙中山说黄兴“禀赋素厚”，周震麟说他“不明磊落，敝屣权势”（注：《黄兴传记资料》(1-5)，第267页。），熊希龄说“功成耕海ｒｕáｎ＠②，貌矣安期侣”（注：《湖南历史资料》总第13辑，第12页。）。从上可知黄兴忍辱负重的风范。黄兴一生至今仍未发现有什么诿过于人的表现，因此说黄兴的解释是诿过于日本参谋，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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