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论及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时，曾说过下述一段话：“总的说来，历史学家在社会科学中发现了一系列概念和各种类型的新研究方法。他们是愿意接受这些概念和方法的，因为他们对自己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深感不安。至于这些概念是来自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来自经济学，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探索这些概念使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增加新内涵的可能性有多大。”[8](P.75)

    他认为二战后，“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当然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有自己的特点。社会科学方法的采用能为历史学家导出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专题也要求采用新的研究工具。

    现在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如何寻找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学科的契合点？在采用、变通、改造其他学科概念、方法的时候如何赋予他们以历史学的特定内涵？

    严昌洪、马敏两位教授在前揭文中论及史学范式(paradigm)转换问题时说：

    辛亥革命固然是一个*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2](P.150-151)

    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就要求研究者广泛地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方法等，创造性地运用于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将形成一整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模式，构建更切合历史真面目的解释框架。此外，跨学科的、多学科的比较史学方法亦可运用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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