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现象十分普遍，这已引起史学界人们的重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更多地是从大众传媒中了解历史的，即使以书刊而论，人们（非专业人员）恐怕很少从学术著作中认识历史，而是从通俗性的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去认识历史。笔者以为，对“戏说”历史的文化现象不能仅怪罪于文学界，不能归罪于大众传媒的误导。史学研究者为了维护学术纯洁性、严肃性，不能靠阻断史学与文学艺术的联系，实际上也阻断不了。历史上，“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家司马迁为后世史学家树立了一座文史结合的丰碑。史学研究者可否探索与文学家、艺术家、剧作家、影视导演家合作的方式方法，把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接受形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术成果都能予以转换，哪些层面、哪些领域、哪些环节的研究成果适宜于面向大众的转换，需要史学研究者与相关领域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史学走向大众，正是史学研究生命力之所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者除了在研究领域的分工之外，是否应在研究层面也作适当的分工，使“纯史学”的与“应用史学”的两种发展取向相得益彰，珠联璧合。
四、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创新，应建立在对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综合整理上，通过开展对辛亥革命史学史的研究，为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史研究似可追溯到国外法学专家对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历程。”[7](P.1-8)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回顾和总结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如章开沅先生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载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林增平先生等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严昌洪、马敏两位教授的《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等。相对于其他有关学科来说，辛亥革命史学史的研究节拍稍慢。如与中共党史研究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有张静如先生等人编撰的《中共党史学史》问世，而此后又出现了一些中共党史学史的新著，中共党史学史研究成为党史学界的热点选题。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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