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章太炎反复强调要以“光复”代替“革命”，主要还是体现了他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则不以为然。他说：“余尝谓中国共和，造端与法、美有异。始志专欲驱除满洲，又念时无雄略之士，则未有能削平宇内者。……故逆定共和政体以调剂之，使有功者得更迭处位，非曰共和为*极轨也。调剂敷衍，所谓以相忍为国，起因既尔，终后即顺其涂经，庶免败绩覆驾之祸。”[10](P372)这就是说，在专志反满这一问题上，章太炎能与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者暂时“调剂敷衍”，“相忍为国”。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总目标既然不同，潜在的裂痕就会扩大。后来他跟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反目，重建光复会，造成同盟会的分裂，固然有许多其他因素，但在反满革命的总目标上有所不同，则应是主要原因之一。章太炎自己就说得很明白：“二党（指同盟会与光复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10](P320)这里的“初无大异”，指的是“反满”，在推翻满清政府统治这一点上，他们可以站在一起，“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则道出了两者分歧的真情。

三

　　当然，我们对章太炎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作如上分析并非对他过于苛求。事实上，章太炎是一位令人尊敬、且有很强历史使命感的伟大人物，他凭借其深厚的国学造诣，写出一篇篇文辞典雅、内容扎实、论证有力的反满文章，在当时的知识界，尤其是旧式士大夫阶级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催发了人们心中长期潜藏的“我同胞虽谨慎服从，而彼（指清统治者）终以异族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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